[147] [德]怀克、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第21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
（二）完善强制公开第三人信息程序的具体措施 基于上述四点认识，并借鉴其他法治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对《条例》规定的强制公开程序可采取如下修改或完善措施。前已述及，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既不同于人们的住宅等其他财产权，也不同于人们的身体等其他人格权。
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一旦公开，商业秘密就不再成为秘密，个人隐私也很难再成为隐私，其原有的价值便不复存在。面对上述情况，我们不禁要问：在行政相对人有违法嫌疑的情形下，对其处以1 300元（对个人）或者25 000元（对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上的行政罚款就应举行听证程序，给予其充分的程序保护，而在第三人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仅为了公共利益，强制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且可能造成175.5万元（侵害商业秘密）或者18 833元（侵害个人隐私）以上的损失，为何不给予其陈述意见以及申辩的机会呢？是因为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与行政罚款在权利属性上有本质差别吗？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的界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有些规章对较大数额罚款的规定，考虑到了行为的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差异，并将其作为划分的依据。听证或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是正当程序原则为保障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而提供的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关于听证的法律属性，英国法院最先在1723年的R. v. Chancelor of Cambridge（Dr. Bentley）案[8]中作了生动说明。
三、现行强制公开程序修订前的权宜之计 以上所论基本上是针对《条例》规定的强制公开程序的不足提出的修法建议，但《条例》的修改或者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可能还有待时日。[25] 总而言之，英美国家认为，听证权利不是来自于立法，而是来自于自然法或立基于自然法的宪法。[14] 不同时期的权威有所不同，有时是理性、神法和人法，有时是上帝法、自然法和普通法，有时是特许状、包括普通法在内的英宪和自然法。
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都必须尊重宪法。曾经有人形容这一过程为二十年改一字，不可谓不艰辛。与传统法律保留之外不同的是，除了重大事项之外，法律可授权行政机关为侵害人民之基本权利，但授权本身须接受宪法限制。二是基本法第80条的规定。
参见《罗伯特·博克法官在圣地亚哥法学院的讲演》，1985年11月18日，原文刊发于《圣地亚哥法学院评论》。1999年修宪，宪法第五条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味着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已不仅是一个普通语汇，还是一个规范术语，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
四是制定法的理性是实体公正，普通法的理性是程序正义。[36] 东瀛日本继受德国法治国概念的过程同样走过了一条法律不受限制的法治之路。欧洲中世纪兼有国王法、教会法、封建法即领主法、行会法、议会法，以及军队，各种权威竞争的结果是议会立法取得了至上地位，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制定剥夺个人财产侵害人身自由的法律。公法权利是一种向行政机关主张的权利，与基本权利对比，公法权利是被实在化的、被排挤到行政法中的、发育不健全的政治基本权利。
[31]这是形式法治国的固有弊端。这意味着宪法文本不仅仅标示着精神和理念、原则，还是客观规范，既须被下位规范遵守，也具有法律效力。简言之，公法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它是法律秩序的产物，来源于法律的创造。没有实质的权力分工和民选机构，负责制定法律的机构及其地位就不能确立。
只有具有民主正当性、由选民选派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基本义务的法律。这是由成文宪法的人民性决定的。
[25]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37页。詹宁斯和他的三个前辈在对法治的认识上有很大不同。
人们固然欢欣于法治入宪，但人们欣喜的仅仅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象征地位，宪法本身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随着形式主义法治的终结、宪法的成文化以及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法治逐渐注入抽象的法价值和作为实体规范的宪法，宪法成为约束普通法律的上位规范和基础规范。独立后的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明订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宣称宪法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法治中的法既包括议会法律，也包括行政命令。鉴于高科 技时期事务的专业性与技术性增强，法治之下坚持严格的国会保留或者立法者保留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传统只有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具有外部约束力的普遍法律的权力这一观点不仅受到理论与规范的质疑，也受到来自实践的挑战。这意味着我国依法治国应是包含宪法在内的法治主义，或可称为宪法法治主义、受宪法保障的法治主义。
[⑥] [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页。一派以民主参与的立法机关为根本，一派以立法和行政的分权为基础，其共同点是议会法律不受制约。
因而，国王或其他任何代表国家行事的人，除非他能指出某条具体法律规则授权其行事外，不能行事任何权力。[19] Thomas E.Baker,Jerre S.Williams,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 aThomason business, p5. [20] [英]汤姆·宾汉姆：《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53]美国宪法学家承认，宪法文本和语言中已经体现了某种价值，[54]须从文本文字之中遵循解释规则推知、阐释其价值和意义。审查的方式就是通过解释，普通法成为审查和宣布国会立法无效的理由：如果一部国会法案有悖普通的正当性和理由，或者令人反感，或者不可能实施，[⑩] 这样的法律就可被宣布无效。
魏玛宪法时期德国国会制定的大量授权法，不乏明文授权行政机关得定订定抵制基本权规定的法规命令。义务法律须服从宪法界限。其二，不仅立法者须受基本权利限制，行政和司法在实施宪法赋予职权的同时须遵守基本权利。[53] 陈新民：《国家的法治主义：英国的法治与德国法治国概念》，载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47]这就是说，我国在厉行法治既不能只是对十九世纪英德等国法治国的机械模仿和重复，也须继承和坚持形式主义法治的优秀成果，后者和前者同等重要。形式主义法治的任务依然艰巨。
后者，法治破除了君权神授的威权，奠定了王在法下的基石。[24]并且指出，此时法治国尚包含着自由观念，或许是受康德的影响，认为暴政或者警察国家应当由那种除了维持秩序和处理对外事务之外其他方面均无所作为的国家取而代之，后者有时被称为法治国。
两派观点看似不同，实质则是对立宪主义的置重有所不同。法的统治是指法的统辖权威，通说界定为法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
[55]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宪法的法律性就是在美国还不被承认，在学术圈内，一些著名机构的教授否认宪法是法律。第三，宪法上的个人权利作为普遍原则的形成，是司法判决的结果。社会事务的繁多使得对立法要求日益增长，既造成了法律洪流，也导致了法律饥渴，[48]即一方面立法机关须制定的法律数量众多，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依然不能满足实践需求，单纯依据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已不能满足形势的发展，这也是德国新法治国之下法律保留在克服形式主义法治的弊端，明确立法者须接受法律限制，拓展其内涵的前提下，增加了重要性理论的原因。[18]宪法是法律，联邦的三机关以及各州政府的三机关都必须服从宪法规定的法治。
二战之后，为了矫正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和戕害，德国基本法第20条明确规定立法机关受宪法统治，行政和司法受法和法律的统治。基于人性的幽暗意识，麦迪逊对政府正当性的精辟阐述解释了包括国会在内的政府须受宪法限制的原因。
而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法治概念的考察中可以看出，除了法律实证论，民主、分权与人权保障构成法治的实质内容，其中尤以基本权利保护为最。其三，该条还是行政直接受宪法控制的依据，意味着行政权不仅须依法行使，还须遵守宪法。
美国学者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指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权威曾经承担着宪法的使命，成为制约普通法律的力量。在他眼中，普通法是指理性和正义，是人类理性的完美体现，[⑦]且这一理性为技艺理性。
